中国通胀的故事仍然在迷雾中演绎，业界似乎束手无策而仍深陷争论。很多观点希望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狙击预期和趋势，这个初衷无疑是好的，不过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不甚理想，而实体经济表现为一个复杂而相互矛盾的存在失衡的整体，使得调控仍需进一步努力。在解决当前短期内通胀与化解经济长期失衡方面，也存在两难选择。



　　通胀趋势呈现后，利率政策只是由扩张型转为中性，即不断追认CPI。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为多目标制，在通缩环境下，稳定物价甚至不0成为目标。但是，CPI节节升高以来，央行采取常规性行动并通过警告式言论显示其控制通胀的意图。忧虑者对当前中性政策不够满意，是因为对未来通胀预期更高，但该假设前提本身存在质疑，一种声音认为目前为结构型通胀，不存在全面严重通胀；一种认为这只是全面通胀的开始。



　　这种分歧导致两种结果，如果在可能出现全面通胀之初货币政策反应过小，则可能积累通胀爆发力；或者当前CPI已经处于强弩之末时，做出过重的反应则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当前，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有可能转向坚定地抑制通货膨胀，未来可能大幅紧缩。



　　中国通胀与资产价格膨胀症状是货币政策长期积累的结果。十余年的通缩使得中国货币供给持续增加，即使负利率的存在也没有导致通胀和牛市。但是，去年初中国进入一个资产重估时期，先前提供的货币条件推动了市场爆发，市场投机在各种故事中实现放大，从而与实体经济出现了某种脱离。在这种环境中，利率政策大多数起不到令人完全满意的效果，就如格林斯潘所言，逐步调高利率无法令泡沫瘦身。他指出，美联储在1994年-1995年中将利率提高了一倍，加息一旦停止，股市便又开始上扬，1997年时美联储再次将利率提高，但随后市场大幅上扬。



　　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调整，而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结构性问题，如果仅仅是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优化问题，无论是汇率还是利率，对结构调整作用有限。因此，一些主张货币政策低效的声音认为，应该通过供求调整来解决问题，如住宅价格的多年持续上涨带动了通胀预期，实际上，中国没有一个庞大的二手市场，城市化高速发展期住宅全部寄托于新房，即供应较少而需求较多引起的，因此，需要政府扩大低价和廉租房的供给，而不是由倾向减少供给而追求高价格的市场决定。而大部分人也同意，加息并不能抑制猪肉需求或者加大供给。



　　货币政策还无法遏制一个挤满屋子的喧嚣投机客，但是，并不等于货币无法改变长期趋势。应当说，当前是由食品引起的暂时结构型通胀，在结构性矛盾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个长期且难以改变的趋势，即解决经济失衡的一些措施在客观效果上正在助推通胀。中国经济的困境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失衡短期内爆发与意图解决失衡的长期政策存在某种冲突，比如经济失衡主要是内部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扩大农民以及城市普通居民的收入；又如内外失衡主因是要素廉价带来的高顺差，而提高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会推动成本型通胀。8月的数据显示，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上涨7.5%，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2.7%，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2.6%，高于7月的2.4%，这都体现人工与要素的提价趋势，利率政策必须跟上这种趋势以防止扩大负利率水平。



　　如果实现要素价格的上涨，必须需要一定的通胀来维持企业的利润，但又要防止企业在这种利润诱惑下加大投资。如果政府提高人工与要素价格来解决失衡而不允许涨价，那么，会令大批不具有规模优势的中小企业倒闭，生产出现集中，这一方面企业提高了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就业减少，都会影响消费，进而影响解决失衡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通胀维持的循环，即要提高人工价格又要防止出现更多失业，必须允许通胀的存在。政府处于抑制通胀和维持温和通胀的夹缝，其所要必须战胜的，只是人们的预期。